具体来讲，詹启敏介绍，突破性是指技术更新迭代快，干细胞和组织工程等疾病治疗正在实现快速突破;引领性是指引领多个行业跨越式发展，如生命组学和大数据等技术引领精准医学，免疫、干细胞和基因编辑引领生物治疗;颠覆性是指为打破传统路径下的瓶颈提供全新思路，基因编辑等将“调控生命”带到了新的高度，生物设计使生命的创建与再造正在成为可能。
然而，詹启敏坦言，我国健康事业发展仍面临两大主要挑战，首先是重大疾病，这也是造成我国人力资源丧失和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。其次是医学创新能力不足，医学基础研究及核心技术缺乏制高点，以及健康产业发展缺乏科技引领和支撑。“大部分临床药物最初专利来自国外，大部分大型医疗装备由国外进口，大部分临床标准指南借鉴国外。”说起这些，詹启敏很痛心。
医学科技要突破，关键是要知道“卡”在哪儿?詹启敏表示，生物医药领域面临着诸如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、生物技术产业规模较小、产业化关键技术亟需突破等问题。在产业化关键技术方面，诸如药物递送、制剂工艺、大规模化制备等所需技术还有许多不足。
“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要发展前沿生物技术。”詹启敏说，前沿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有三大特征，具体表现为跨界融合，即学科间专业界限逐渐模糊、交叉研究屡现突破;非线性创新，即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、产业发展呈现快周期螺旋式促进;数据与智能驱动，即大数据与超算促使数据密集性分析成为可能。
詹启敏称，前沿生物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优势，即“调的精”“看的全”“找的快”“抓的细”“改的准”。具体到操作层面，需要重点关注多领域生物底层技术(物理、化学、纳米、智能)与生命技术的结合。“比如‘物理’是解决生物成像问题，包括光学成像、电子显微、脑成像;‘化学’是解决检测修饰问题，包括分子探针、组学技术;‘纳米’则是解决精准操控的问题，包括生物传感、纳米酶、纳米孔测序;而‘智能’是解决调控模拟的问题，包括脑机接口、神经调控、高速新系统通路。”詹启敏解释说。
为此，詹启敏认为，未来医学创新发展需要在生命组学技术，干细胞与再生医学，创新药物、疫苗和抗体，个体化诊疗和生物治疗，现代医疗器械，大数据与智能医学等方面持续发力。
“当然，科研伦理和科技创新要并行。”詹启敏强调，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，由动物实验到人体试验，都涉及伦理问题，都需要遵循科学道德和伦理的规范。
(责任编辑：范晓婷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