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两会开幕在即，多方人士预测，数字经济或将成为今年两会上的一大讨论热点。
布局有深意
“在疫情冲击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代背景下，数字化转型成为各地稳住经济基本盘的有效举措，也是各地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抓手。”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副主任王建冬认为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，都在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，进一步释放内生增长潜力,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“从数字经济基础、发展潜力、创新能力和政策支持力度4个方面综合看，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、成渝4个核心区域将继续居于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梯队。”王建冬还分析指出，相较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，老工业基地聚集区，中、西部“东数西算”战略辐射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，具有较大的数字化转型潜力和市场空间。
“将来，希望国家能进一步统筹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布局。”王建冬建议，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城市群等地区，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，拓展转型的广度和深度;对于数字化水平较弱的地区，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，尽快缩小区域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。
“数字化转型，我的关注点在两类省市，一是经济发达省市，二是工业大省。”在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看来，经济发达省市的数字化转型具有代表性、引领性和示范性，比如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和北京;工业大省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复杂性、长期性和重要性，如湖北、山东、河南、辽宁、四川、福建等地。
这其中，产业大省的数字化转型潜力更大、市场更广，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南、辽宁、福建、四川、上海、北京、重庆等省市莫不如此。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和交易的效率，促进经济增长。产业大省的产业门类全、业务痛点多、转型动力足、市场需求大，能够为从事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更多商用、民用和政用的应用场景和市场机会。
机会呼之欲出
从各地数字化转型的工作部署看，各地都涉及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、数据要素市场培育、数字平台建设等基础性工作，也积极支持产业集群、大中小企业和政府的数字化转型，巨大的市场机会呼之欲出。
“这些机会主要来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、数据要素市场建设、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、数字新技术应用4个方面。”赵刚说。
“建议企业根据自身优势，从3组‘双循环’中寻找重点发力区域。”王建冬总结，企业可围绕数据要素国内国际“双循环”，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出发寻找发力区域;围绕算力网与电力网“双循环”，从以“双碳”战略实施为牵引寻找发力区域;围绕数字化技术与产业“双循环”，从数字化领域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出发寻找发力区域。
“多地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目标，这是令人欣喜的积极信号。”亚信科技高级副总裁陈武满怀信心地说，全国都开始逐步重视数字化转型工作，小到企业，大到各级政府部门，都将数字化转型放在了重要位置，让企业备受鼓舞。
他同时告诉记者，各地数字化转型都提到了5G专网、数据、数字化运营、信创和数字政府，亚信科技在通信行业耕耘多年，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运营经验，可以把这些经验应用到各地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。
“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，数据能够发挥价值的重要前提是数据安全保障。”安恒信息上海副总经理、首席科学家周亚超向记者强调了数字经济安全底座的重要性。
她还观察到，近期随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6部门《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的发布，1500亿规模的数据安全产业的市场空间已全面打开。因此，安恒信息将不断加强人工智能+安全领域的研究投入，打造智能化的主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;加强区域级数据安全监管平台建设，建立全省数据安全态势感知和应急指挥机制;加强在数据要素市场及数据交易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投入。
走中国式数字化道路
可以预见，随着发展路径的明晰和目标任务的明确，以及各地规划的不断完善，数字经济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，带动经济快速复苏发展，数字经济领域的新业态新技术也将加速成长，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。
“在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，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也有其特殊性。当下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机会，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式数字化战略内涵的认识。”王建冬在看到各方纷纷布局数字经济发展“热赛道”时，提出了“冷思考”：中国式数字化是面向超大规模市场的数字化，是全民共享发展红利的数字化，是文化与科技深入融合的数字化，是全面赋能绿色发展的数字化，也是文明互鉴资源互通的数字化。
“总体而言，企业已经初步具备全面迎接利好的准备。”王建冬认为，新冠疫情爆发，使得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加速，龙头企业和互联网等行业发挥“先锋”作用，率先开始朝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发展，并驱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升级，中小企业也已经开始朝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发展。
但同时也要看到，我国数字化转型发展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。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25%，远低于欧洲的46%和美国的54%，“不会转”“不能转”“不敢转”“不善转”“不愿转”等现象仍然存在。因此，需要积极发挥“有为政府”的作用，为企业保驾护航。例如，各地政府需加快建设“新基建”，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;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人才、资金和技术的供给保障;尽快出台数据相关条例，发展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等等。
赵刚也认为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创新工程，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，会直接影响转型进程。因此，他建议投身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企业，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：一方面，要研发好新的技术和产品，直接满足用户的数字化转型需求;另一方面，要做好数字化转型的理念宣贯、业务分析、技术培训、场景沟通和效果评价等工作，帮助用户逐步通过数字化带动业务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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