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201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(GDP)增长速度下滑到7.4%，为1990年以来最低。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，对比30多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%的增长，2014年7.4%的增速低于去年年初制定的7.5%目标;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GDP增长率为7.5%，超过我国第四季度的7.3%。“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。”
钱颖一认为，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大致有三类原因。
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，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。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，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，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，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。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，潜在增速必然下降。但是，定量下降数字则需要科学、细致的研究。
二是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。在同一发展水平上，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，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。过去这些年来，特别是2008年之后，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：投资结构扭曲、产业结构扭曲、融资结构扭曲等，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，投资回报率大幅度下降，环境破坏加剧。纠正这些扭曲，必须停止、减缓、调整以往的增长模式。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，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。
三是激励机制的变化。经济增长的推动力，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，还要靠激励。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，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。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，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。可以说，我们目前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：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，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。
钱颖一认为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。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，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，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。同时，也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。货币政策要起作用，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。
对此，钱颖一建议，一是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。中国经济“韧性”程度高，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，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。“当人生病时，除了吃药外，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。”经济调整也是如此。“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，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。甚至可以说，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，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。”
二是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。一方面，应减少行政审批、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、为民营企业松绑、促进金融创新、鼓励创业等。当今技术变化，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准入门槛，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，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，但要改变方式，“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，但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，而是发挥规划、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。”
三是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。钱颖一解释说，解决政府“不作为”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“作为”，而是转变政府职能，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“关系紧密型”转到“保持距离型”，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“参与型”转到“服务型”。在法治经济框架中，重新定义政府激励，既可减少政府腐败，又能把企业解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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